李小云：“精准扶贫”的挑战在哪里？-李小云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参与扶贫实践二十多年，我慢慢发现，不同地区、民族的人对福利、幸福等概念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城里人会觉得偏远地区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搭起来的，破破烂烂，没有窗户也没有区隔，看起来完全不能居住。但是当地人还是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没觉得哪里有问题。

当“现代生活”和贫困地区相遇时，贫困地区的居民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收入不能应付现代生活的支出。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会占不小的比例。有的地区还有酒文化、彩礼文化，看起来都是刚性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什么变化。

我现在在云南边疆的河边村做扶贫，在那里又实践了近三年。这个村子很偏远，大多数房子没有窗户。但是想在这里发展旅游业，就需要有一些现代化的设施，要有窗户、淋浴……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在村民的家中嵌入一间有现代化设施的客房。既让公共资源投入到村庄建设，也增加农民创收的途径。我们销售当地的生态鸡蛋，10元一个，价格很高，但也有市场。

基于多年来的扶贫经验，我想分享几个观点。

▌扶贫的挑战在于区域性贫困，而非个人贫困

首先是贫困人群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扶贫遇到的最大挑战在于深度性贫困的地区和人群。请注意，问题不在于个体，而在于贫困的群体。当一个群体已经进入现代化，里面的个体如果被落下来，跌入贫困，这其实不属于贫困问题。个体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他可能是因为懒惰或疾病，但他所在的群体整个富裕起来了，帮扶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区域性贫困的治理就很难。也许是因为地区差异、文化差异，贫困的村庄里，劳动力走不出去，也没有资源被引进来，基本上维持在一种前现代的状态。这些地区普遍达不到现代化的福利标准。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扶贫，但可能不需要那样大规模的投入。随着经济发展和转型，有的问题会慢慢被解决。比如有的村子里有几户人很穷，那个村子就可以把他们带动起来，不用调动那么多的资源去帮扶。我最近到四川等贫困地区调查，更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今后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应该在于深度性贫困的地区和人群，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不是懒惰，也不是观念、思想等的落后，而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现代伦理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他们还把握不了市场的基本准则，或是当地资源被其他有能力的人占用，被迫陷入贫困。

针对这个问题，需要优先解决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代际传递涉及两个群体——儿童、父母。儿童是最容易被影响的群体，如果解决好了学前营养、学前教育，在他们后续的成长中逐渐培养起与现代伦理相适应的观念，就能帮他们赶上发展的快车。

其次还要给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输血。水、电、道路……一旦完善了，会帮贫困人口减少时间、精力的消耗。在河边村，我们改善了一条8公里的土路，现在当地的甘蔗能卖出去了，交通事故也变少了。基础设施带来的放大效应，要远远大于修建基础设施本身的成本。

还有就是要依托当地优势提高居民收入，而不仅仅靠财政转移支付(如补贴等)、等着社会福利的改善。在河边村，我们给村民的房子里嵌入了客房，再长租短租给游客，最多的村民一年可以增收9000多元。所以每个人都很积极。我认为在绝对贫困的地区做产业扶贫，带来的收入必须足够高，才能带动当地人的积极性。

▌把现代化的理念嵌入乡村发展

我还想专门说一下前面提到的“嵌入式”客房。

早在四十年前，贫富差距很小，经济系数才0.2左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开，虽然整个经济发展能产生非常好的减贫效应，但是有的群体不太能捕获经济发展的成果，整体上被落到了后边。

对于这样的群体，一个办法是通过社会福利来养活他们，村里家家户户都盖好房子，让每个劳动力都拿到不低的补贴，实行完全的福利化。但这样可能会出现道德性风险、社会病，例如有的地方有了钱以后，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病态性的消费。

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一种相对更“先进”的文化去影响他们。这也是我自己面临的文化伦理挑战。作为一个发展学的研究者，我常常会想，怎样才能让一个贫困的群体和现代化衔接上，捕获一种共性的基本要素。因为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有人觉得喝酒抽烟不好，有的文化则认为喝酒抽烟才是一种品质生活。但超越这些文化的细节，应该是有一种共通的东西，既能让一个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又能跟上现代化。

刚去河边村，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空间，我们慢慢往村子里伸入一些外来的东西，但是不完全覆盖，所以是嵌入式的。它最初就是一个客房，有卫生间、淋浴、热水。这可能也会有问题，也是一种“冲突”，但我们并非要把村庄全变成这样——只是一个小的空间，水龙头和城市里的一样，水大一点、热一点……

实际上是农民的空间包围了外来的空间。我们用有限的后现代文化和存在感去与村庄里的前现代文化交流，这个难度很大，我还不能说它是成功的。就这样，我们把贫困陷阱理论、现代性转型等概念放到实践中去，非常小心。我是一个社会学家，非常理解他们的文化和文化敏感性、社会情感。

我现在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到一线沉下心来做实践、研究。刚才有人提问，说“帮助他人能不能实现自我的意义”，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只是作为学者，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沉下去会更好。做这些事情，既是因为热爱，更多的是基于职业的伦理。

河边村现在已经和市场化接轨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谁家先接待来的客人，客源如何分布，以公司还是合作社的形式运营，村民自营还是外包。这些都不能回避现代化伦理、思想和技能。

▌河边村的建设是多方努力的成果

虽然我常常站出来为河边村说话，但河边村的建设是以政府资源为主体的。中国的发展资源和发展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作为学者和NGO从业者，我的定位很清楚——补充性资源。

作为补充性资源，我们长期驻守在村子里，做了很多细节上的工作。有的地区的精准扶贫很注重形式，把工作分成很多个流程，各个部分都要干部签字确认，都要考评。但是中国有60多万的社会组织，很多机构的使命就包括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守护社会公正。在扶贫工作中，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性，可以做很多。河边村背后有很多公益机构的支持，他们把我推到一线做这个实验，现在只是跨出了一小步。但无论成功失败，都有它的意义。我现在50多岁，十年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价值。

河边村的实践展示了政府、高校、民间组织如何形成了一种正向推动的模式，我们在其中起到了辅助作用。

▌真正原生态的，一定是产量低的

（在沙龙现场，有从事农业生鲜经营的观众提问：“在农业大公司的垄断下，真正原生态的农产品很难找到，即使有，在第一年合作后，农民第二年就可能偷偷施用化肥农药。如何才能应对这一困境？”）

真正生态有机的农产品一定产量低的，一定要有足够的价格补偿激励。优质的农产品产量低，所以价格一定要很贵，农民才有动力去生产。比如有机大米，不用杀虫剂的话，需要耗费特别大的人力，可能一亩才能产出200斤。所以生产一亩有机大米的收入，一定要高出普通大米亩均收入很多，农户才有动力去种植。

此外还可以定产定量，只收购固定产量的农产品，多了的不要。这样的话，农户就没有了作假的动力。同时，生态农产品都打好标记，可以直接追溯到生产农户，对他们进行监督。

另外还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相互之间有监督。比如10户人组成一组，种植100亩大米，根据生态种植的效果预估总产量，多了不收购。农户之间对农产品的识别更容易，也能形成相互监督。

（有观众提问：“有一种扶贫理念非常强调贫困人群作为主体参与扶贫生产，于是涉及两个问题——愿不愿意参与、有没有能力参与。有的地方，外来资源一直在大力扶持当地的发展，比如提供资金帮助当地建设家庭旅馆、种植养殖，但是当地人受本土文化、个人水平的限制，不愿意做为主体参与其中，反而用钱去抽烟喝酒。您认为贫困人群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各方面应该怎么努力？”）

现在有一种概念，叫亲贫性旅游(Pro Poor Tourism，一种通过发展旅游业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的形式)，其核心是以当地农户为主导，使农户成为这类旅游链条里的主体。我认为农民的收益应该在这种经济中占60%以上，而不是收益的大头被旅行公司拿去。关键在于定价权，比如一间客房，农户必须拿到多少钱。河边村之所以能发展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都还在，有人打扫卫生、洗被子。

那些没有劳动力的深度性贫困村庄就不适合用这种形式，只能做资产经营，把全部资产打包出去，改成现代性酒店，接受分红。如果被外来资本买断承包，农民就可能失去主体地位。

*本文为李小云在南都观察和文化纵横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如何应对‘新贫困’时代？”沙龙上的分享，由南都观察整理，经李小云确认。文章原载于“南都观察家”（naradainsights）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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