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穷，咋办？-李小云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我的学生和孩子主要都成长于物质日益丰富、思想日渐开放的改革开放年代，我经常会与他们产生意见分歧，这些出生在城市家庭，享受良好教育的一代人对当下的社会问题大多持批判态度。比如我说现在某个省发展的真快啊，他们就会说那里贫困的你没看到啊。

而我自己成长于一个物质短缺和思想保守的时代，在北方一个小县城长大，一年一套冬天的衣服，一套夏天的衣服，小的时候好像没记得洗过澡，小学第一课是红卫兵教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到了大学开始在日益开放中了解世界，知道了西方物质丰富，每天能洗澡，每天吃肉。西方能这样是因为他们发达，所以学习西方、追求发展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我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发展主义者，我对于发展本身的批判与其说是谨慎倒不如说是怀疑。在对发展带来了很多诸如健康，环境，不平等等问题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中，我有时候也不得不讲几句批判的话。

但是平心而论，我在骨子里是一个发展主义者，更坦率一点讲，我还是一个具有社会进化论色彩的发展主义者，要不为啥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原始社会呢？在一次与剑桥大学 Emma Mawdsley 教授的聊天中，我提到：“英国的学者们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贡献太大了，大到甚至有些虚伪，他们从理论上把发展看作是单一价值的殖民。”她说：“小云，我也觉得我们有点过了。”作为多元主义，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伦理，毫无疑问是人类进步的内容之一。

但我总在思考：尽管进步具有相对性，但在强调文化价值多元性的同时，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个对文明的价值判断吗？诚然，这样的想法是为我的发展主义主张和行动做辩护。我在这方面的论述不是很多，但我的的确确辗转往返于中国和非洲农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发展主义实践者。

如果不发展，也许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脏乱差中

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喜欢问村民一个问题：“你喜欢到城市生活和工作吗？”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想啊，但是我们去不了。”

在坦桑尼亚农村，我也问过当地村民一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城市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着大多数农村人口，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由于其技能、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到了城市并不能在城市中享受到应有的城市生活福利。很多人将此称之为“城市的幻觉”。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不应该去追求和享受他们内心那份城市生活的梦想，我也觉得这并不是发展的问题，恰恰是欠发达的问题。

我也会问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学生是否愿意将来回到农村。可以肯定的讲，几乎没有学生会选择毕业以后回到农村生活。我也曾与那些把孩子送出去上学的家长聊过类似的话题，这些父母们都会说：“我们辛辛苦苦工作挣钱供孩子读书，就是希望他们将来能有出息，不要回农村。”在这些交流和对话中，我那份挥之不去的发展情结始终在内心徘徊：如何让乡村成为“出去的人想回来，城里的人也想来”的地方？我用一个最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要靠发展。

我觉得自己属于被批判发展学者称之为“被发展的霸权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洗脑”的人。我非常理解这些批判发展的学者们所关注问题的严肃性，也非常欣赏他们执着的批判精神。我并非无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由发展导致的问题究竟是否可以通过发展加以解决？显然，这个想法在逻辑上并不成立，造成问题的原因怎么能同时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呢？但是，如果不用发展的方式，那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到欧洲学习时，印象中最为震撼的是欧洲人的卫生间居然比我们居住的房间条件还要好。我在慕尼黑的一个乡村实习，住在一个农户家，主妇每天把家里的卫生间和厨房打扫的干干净净，打扫完之后她还会在卫生间里放上一小束鲜花。此外，她还会每日给庭院里花浇水，让自己的家看起来像一个小花园。这些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以后，我首先做的就是改善我们单位的卫生间条件。我仍然记得，在卫生间改造完成后，单位里的德国同事感叹：我们办公室的卫生间终于不再臭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办公楼几经翻新，在各位同事的努力下，我记忆中欧洲求学时的乡村卫生间终于在办公楼变成了现实 — 在干净整洁的卫生间里，盥洗台摆放着鲜花，瓷砖墙壁上挂着不同的风景画。所有去过我们卫生间的学生、老师和外来的客人都说好。

有时候我也会自嘲，脏乱差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呢？难道说像欧洲人那样把卫生间和厨房都搞得干净整洁就一定代表文明？如果说我的行为是欧洲文化的殖民产物，那么为什么没有去过欧洲的人也会说这样的卫生间好呢？

当然，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传统文明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被西方文明浸染。由此伴随着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中被这些西方文明不断重塑”。但我还是相信，“进步”和“文明”具有普适性。从学者的角度讲：现代性的扩张就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扩张。西方现代性通过全球化的方式所产生的文化殖民是显而易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具有民族主义者的特性。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某种普适性的价值。

美丽又先进的农村，我们可以“发展”出来

2015 年的 1 月，我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一个地处封闭山区的瑶族村寨 — 河边村。面对村内泥泞的道路，破旧的住房，以及脏乱差的环境，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住下来吧，让这个村庄变成一个现代的村庄。

▲ 过去的河边村全村 57 户农户生计的主要来源是种植甘蔗、采摘砂仁及附近打零工，2015 年河边村人均收入 4303 元，同年人均支出为 5098 元，80% 家庭背负债务，无力偿还。村内居住均为人畜混居的破旧木干栏式房屋，无卫生间、无厨房、无窗户。村内村外均无硬化道路，雨季出行极为困难。村中学龄前儿童普遍缺少照料，青少年辍学率达 50% 以上。总体而言，河边村是一个处于长期性、深度性贫困的村庄。

当时村里头人畜混住，连一个卫生间都没有。我住在村里，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上厕所。我在这个村庄一干就是四年。在四年的时间里，我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多次讨论协商，尝试把各方面的扶贫资金统筹规划使用，希望把这样一个村庄打造成我前面说过的“村里人不想出去，城里人想进来”的地方。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边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干栏式木楼拔地而起，变化之大令我始料未及。

▲ 美丽的新河边村。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一个传统封闭的少数民族群体与现代文化对接融合。这个村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采摘砂仁和种植甘蔗。然而，砂仁的产量和价格很不稳定，多的时候农户可以卖到一万以上，少的时候仅有一两千块钱。甘蔗虽然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亚洲野象的出没和破坏有时候会导致其绝收。虽然农民可以拿到补偿，但是每人的补偿金只有 700 多元人民币。因此，河边村民的收入远远不能够支付日常的开销。在这种情况下，我与村民和政府进行多次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试验性方案：

利用河边村天然的雨林气候环境和特色的瑶族文化资源，把河边村打造成为一个相对高端的会址经济与休闲自然教育为一体的新业态产业村。

如果更多的城里人能来到这个乡村，就自然会有更多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和价值以及相应的技能传入这个村落。同时，对于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来到这样一个乡村，可以尽情享受自然和文化带来的愉悦，这样不就可以做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吗？

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与各级政府部门一道，在各家各户的杆栏住宅里打造出风格各异的“瑶族妈妈的客房”，在每户建设几乎与城市一样整洁干净的卫生间和厨房，在村里建设配备各种现代设施的会议中心，对村内的卫生环境进行整体治理……

在河边村的脱贫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边建设边受益的原则，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硬生生的把一套城市人的想法通过备受诟病的发展主义者干预的方式导入到了这样一个落后封闭的乡村。在这个过程中我十分注重参与性，反复征求河边村村民和政府部门的意见。因为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是无法完成的。

但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团队以及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学生批判我有时过于自我，比如我坚持村民的住房窗户要大点，村里说我们一直都没有窗户啊，我说那是你们没有条件，不是不好，阳光照到屋里好啊，我的同事也善意地提醒我要尊重地方的文化，不要强加自己的意见。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发展干预主义者，但这种干预给村民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2017 年到 2018 年，河边村仅从会议和冬令营、夏令营等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已超过 80 多万人民币。在四年的房屋建设过程中，河边村的村民边建边学，一部分村民的建房技能日趋熟练，接着他们开始成组成对的出去接活，给其他村寨建设干栏式木楼。他们的工资收入从过去 100-150 元/天提高到现在 250-300 元/天。如果加上这部分收入，河边村累积产生的收入超过了百万。

如何让“发展”变得更好？

我刚到村里来的时候，村民很少有人讲普通话，小孩子看到生人就跑开了；适龄儿童上学，需到十多公里以外的镇里上寄宿学校，每周回来一次。由此看来，我认为要让这样一个贫困群体摆脱贫困，不仅需要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还需要着眼于未来，即学前儿童教育。作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封闭社区，河边村存在着所谓的贫困文化问题的。这种贫困文化在代际和群体之间不断地传递，从而形成了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因此，我们在村内建设了儿童活动中心。在云南省教育厅的协助下，我们选择了村里一位初中毕业的女生，把她送到昆明培训学习，成为了儿童活动中心的辅导员。

去年11月我回到村里，在小云助贫办公室门口遇到了来活动中心上学的小朋友，他们看到我便热情的打招呼说：“爷爷早上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称作爷爷，内心既有些许失落，却也是喜悦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那份追求发展的梦想恰恰是推动我成为一个发展主义者的主要动力。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主义者也是痛苦的。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在勐腊县注册了一个小的公益组织，然后带着我的团队在河边村工作了整整四年。在这样一个村庄工作，作为外来群体，我们很少使用歧视农民的话语，也不认可他们的贫困是懒惰造成的。我和我的学生们的研究观点是：

“这个深度性的贫困村庄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贫困陷阱，只有通过外部的干预让村民与现代的价值和技能相对接，他们才有可能走出这个贫困陷阱。”

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城市的价值、城市的话语、现代的思维方式，村民有时候会被压的喘不过气来，渐渐形成依赖。比如他们不熟悉这些现代的习惯，我的同事宋海燕老师带着儿子两年住在村里，天天跑每一家告诉他们打扫卫生，收拾客房。在去年的一个短文中我讲到了这个困惑，反思了我们作为外部干预者给这个群体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2019 年 1 月 23 日，我们召开了村民大会，正式启动了河边合作社。河边村开始从以外部干预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入到鼓励农户建立自主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探索尝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思考如何能让这样一个在中国高速发展进程中掉队的群体赶上发展的列车。我的做法是：

“用发展的方式在实践中探索，解决发展出现的问题。”

客观的讲，我的做法是经不起理论家的推敲的。我有时候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应该归因于我读书不多，理论上思考和反思不多，仅能依靠自己的热情来做这件事。因为许多学术思考和理论探究是很难付诸实践，甚至会造成裹足不前，阻碍实践。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我不是一个学者，学者的工作是靠脑子，坐着看书写文章，我喜欢到处跑，从中国跑到非洲，所以充其量只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实践者，在农村学唱TM的歌，我算乐天行动派吧。

无论如何，我在河边村的实践得到了我的领导、同事和很多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政府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空间。有很多地方的同志找我说：“小云教授你到我们这里再搞一个村子吧。”我无法拒绝，只能说“好啊好啊”。但其实我很清楚，我是搞不了的。

我将河边村的工作称之为“发展主义者的实验”，这个实验能够有现在这样的成果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我的县里那个书记特好玩，他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刚搞出点眉目，他说“李教授，成了！”我说“还早着呢啊”，我一有困难就给他电话，他都是当天就办。政府主导的发展啊！河边村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河边实验最终是否可以取得成功，仍是未知数，我绝不能贸然行动，带领团队开展另外一个河边实验，我也不鼓励我的任何一个学生去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对此，我其实并没有一个答案。

话题：